王怡今：用「感性」推動廢死

口述/王怡今 整理/陳冠婷

【前言】
被稱為「魔鬼辯護人」的日本知名律師安田好弘，去年十月來台，參加影展、座談，其中在一場與台灣律師交流的場合，激盪出許多火花，先前我們刊出吳豪人、曾威凱、李艾倫、李宣毅、高烊輝等台灣律師的迴響文，這期電子報我們將刊出王怡今律師的回饋。

王怡今，執業律師，擔任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義務辯護律師、洪仲丘案義務辯護律師。

【內文】

會走上法律這條路，或許是受到爸爸書記官工作的影響，不是因為遠大或崇高的理想，那些在我高中畢業的年紀應該都尚未成形。但是會讓我支持廢除死刑理念，甚至參與推動廢死運動的原因，就不是純然出於一個偶然的機緣。

死刑的理性與感性

在還沒學習法律以前，我不曾思索過關於死刑存廢的意義，即使就讀法律系了以後，這也不是件重要的事情。我離開課堂以後年開始執行律師業務，才發現我的刑法教授在許多的課堂上談論的事情是我未及思索清楚的，而當時對於我的疑問，老師總是說，以後妳就會慢慢想清楚。

關於死刑存廢的問題也是這樣。從理性的思考提問，我找不到支持死刑的理由，我們可以隨便提出好幾個無法支持死刑的理由：其一，國家的律法要求人民不能殺人，那麼為什麼國家可以殺人？其二、沒有證據證明死刑有嚇阻犯罪的功能；其三、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人是這麼不自由。為什麼殺人的罪責卻僅由犯罪人承擔？這樣的不公平，死刑把原本已經傾斜的天平重重的再踹上了一腳。……這麼多理由，所以在學術論點上我願意支持廢除死刑；但在情感上，我總是跟許多支持死刑的人一樣，想到被害者家屬悲傷哭泣的臉龐，想到每個家庭失去親人的痛苦，這些情緒讓理智分離，我沒有動力跟能量去推動廢死。

2010年台灣支持死刑與廢除死刑的立場，突然從茶餘飯後和學校裡的健言社裡真實地走出來。感謝願意下地獄的王清峰部長、和願意上節目的朱宅神，廢除死刑運動和台灣廢除死刑聯盟（TAEDP）突然成為台灣最邪惡的運動和團體。而台灣最「正義」的法務部，怕這齣正義大戲太早落幕，也同場加演一場對TAEDP的執行長林欣怡追訴偽造文書的短劇。我因緣際會趕在這個艱難時期加入了台灣廢除死刑聯盟，為林欣怡義務辯護。首次和欣怡接觸，我像安慰一般當事人一樣對欣怡說出安撫的語言，但是她只是微笑，臉上完全沒有疑惑但掩飾了滿滿的笑意，我剎時就明白，我的安慰好像是對自己說的，這場偵查根本不是欣怡想逃避的偵查，我想，在心理上她比台上的檢座來的強悍多了。

不只林欣怡還有很多圍繞廢死聯盟的伙伴，他們為了還不被接受的理念堅守著、奮戰著，在各種可能的或已經是的死刑案件裡抵死不從。台灣社會歷經了蘇建和、江國慶的確定冤案，又來到邱和順、鄭性澤案。儘管審判過程千瘡百孔，但是人民在刑事案件裡對司法沒有根據的信心，使得「無罪推定」、「正當程序」在台灣社會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甚至多少法律人視若無睹地披掛著，卻有多少非法律人努力的想揭亮這隱隱成型的黑色。

就是在這些人的身上我找到了可以在感情上支持廢死的東西。很多人的犧牲奉獻和拼鬥精神讓我深感佩服，而那些人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同時在進行一個看不到終點的工程，像林欣怡、張娟芬兩位美麗的女生一樣，我打從心底佩服他們能夠在大多數人支持死刑的國家裡持續推動廢除死刑，敬佩他們推動廢死的熱情與執行力。這讓我的「感性」悄悄地喜歡上推動廢死的人，也開啟我接觸、參與廢死聯盟的經驗。

律師要提出有別於檢察官版本的真相

經由台灣的廢死聯盟，我也才能認識到一位不像律師的日本律師──安田好弘。第一眼看到他，頭髮亂亂的，衣著一派輕鬆，跟印象中總是西裝革履的日本人很不一樣，很難想像眼前這位頭髮亂亂又有點年紀的人會是辦過許多大案件的知名律師。但是當安田律師開始談論他承辦的案件，他馬上收起看似閒散的態度，專注、細膩且不厭其煩地將故事娓娓道來。

我雖然少有承辦死刑案件的機會，但是基於對台灣刑事法律實務的瞭解，仍然可以想像承辦死刑案件壓力的沈重和艱難。我看過安田律師的紀錄片「死刑辯護人」，在他超過30年律師工作中，多次替死刑犯辯護，我從一些著作和電影中知道日本司法實務的官僚保守和故步自封其實與台灣相差無幾，所以非常佩服安田律師能有這樣的熱忱和堅持。

聽安田律師的演講、觀看他的紀錄片以及與他的座談中，安田律師多次談到讓「真相」重現的重要性，他認為「真正的反省與贖罪，唯有在陽光下揭露事實才能做到。安田律師曾經說過，「律師的工作就是要拼湊出一個有別於檢察官版本的故事」，這故事往往就是安田律師所認為的真相。從事司法實務的法律人，不論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習於將法律事件去脈絡化，以方便判斷，安田律師的話是一個很嚴厲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