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開庭、不辯論的高院違法違憲

20120302 中國時報社論  　

最高法院在現行分案制度的透明度遭到質疑之後，除了忙著向外界說明所謂保密分案是指分案者不知道辦案法官是誰，不能說是秘密審判之外，並無從善如流劍及履及改變制度上受人詬病之處的作為。

最高法院的說詞，不但不足以服人，而且只會引起更多違憲違法的質疑。最高法院院長應為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負責，若謂院長對於某一案件的辦案法官是誰，無從知曉，不是眛於事實，就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出了根本的問題。假設當事人指責最高法院吃案，收案之後十年也未為裁判，最高法院院長難道無法查驗其事？假設當事人指控承辦其案件的法官索賄，院長難道能說我無法知道誰是承辦法官？院長職司行政職務之監督，怎麼可能在制度上缺乏知道什麼案子是由那位法官承辦的管道？如此荒謬的說法或是制度，怎能成立？

最嚴重的是，最高法院似乎認為，法官在宣判前不讓當事人知道誰是審判者，乃是天經地義，不會違憲違法；這就涉及公開審判之憲法基本要求的認識問題了。公開審判，必須是基本原則；不能是例外。最高法院從不開庭，事前也不讓當事人知道誰在審判，絕不能符合憲法要求的公開審判原則。分案時採取適當的步驟讓分案者不能選擇辦案法官，當然是好的方法，但這絕不是說完成分案之後也不許當事人知道誰在審判。其實最高法院不讓當事人知道誰是審判者的方法，就是從不開庭。然而，不事調查事實的最高法院，以不開言詞辯論為辦案常態，根本違法，也是違憲。

先談違法之處，《民事訴訟法》在總則以及第三審的篇章中都規定裁判「應」經言詞辯論，不採行言詞辯論為例外。現在最高法院將例外變成原則，絕大多數的案件，一概認為不必進行言詞辯論，已是明白的違法。多年前最高法院審理嘿嘿嘿事件之民事求償，曾經開庭辯論，但開庭後立即宣判，讓言詞辯論看起來只是儀式，又好像是在有權者（副總統）提告時所做的表演，這其實是公開辯論的惡劣示範，也是對於公開審判缺乏正確認識的緣故。最高法院有法不依，怎麼能夠領導下級法院做出法治示範？

現行訴訟法中，《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規定終審法院原則不經公開言詞辯論而為裁判，其實亦有違憲的問題。這樣的規定，讓言詞辯論在法官心目中成為過場，埋葬了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實質，應該要列為司法改革的修法要項。正是有了這種錯誤的立法，才會讓最高法院連重刑案件不需要律師辯護即可裁判，竟習以為常。試問，民事訴訟第三審尚且要求必須律師代理，奪人性命、自由的刑事案件卻可不必辯護，不必公開辯論，有何道理？

實務工作者一定會用終審案件數量過多，作為最高法院無法先經言詞辯論始行裁判的說詞。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可以用案件過多做為法院不透明、不守法、不守憲的藉口，都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國家。如果終審法院案件過多，就應在審級制度上謀求改進，可不可以不要一再發回更審，以幾何級數製造案件數量？可不可以減少審級，以兩審為原則，以第三審採取許可上訴制，只在最高法院處理最重要的法律問題？可不可以讓事實審變得真正堅實，減少上訴的實質需要？明明有許多應該思考的改革途徑不由，猶要抱殘守缺，寧可讓最高法院違法，讓立法院寫出違憲的訴訟法制，也不肯痛下決心，立即進行改革；最高法院乃至於司法行政的主事者，如何期待不會受到外界嚴厲的批評呢？

台灣的憲政與法治，必須追求質的提昇。司法者的憲法與法治意識貧弱，不以違法違憲為意，不肯虛心接受批評，想要摘掉恐龍的招牌，怕是緣木求魚！